人大常委会领导约见人大代表，已是惯例  ；人大代表反过来约见常委会领导，却很鲜见。11月29日，上海市三位市人大代表——柏万青、裴蓁、孙洪林从各自关心的不同领域，就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，首次约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等人大常委会领导。（据《解放日报》11月30日）
　　这则新闻读来令人耳目一新，深受启示。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，人大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主要行使参加代表小组活动、进行视察、提议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、列席相关会议、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、参加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、提出建议、批评和意见等项职权，并承担相应义务。“代表约见”是人大代表诸多的履职形式和监督手段之一。我们说，人大代表的履职形式和监督手段多，各有各的特点，各有各的用处。相对其他手段而言，“代表约见”在针对热点和难点问题，反映群众的呼声方面具有独特优势。
　　然而，现实中，在一些地方却面临着这种尴尬局面  ：一方面是“代表约见”至今没有实现零的突破，“代表约见”似乎成了“被遗忘的角落”；另一方面有些拥有决策权的领导听不到群众的真实呼声。近些年来，一些地方由于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，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保护而引发社会矛盾，有些甚至酿成了群体性事件。事实也表明，如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，妥善处理，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可以预防和处理好的。既往，这方面的教训足够深刻。
　　胡锦涛总书记指出  ：“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280多万代表要密切联系群众，倾听群众呼声，深入了解民情，充分反映民意，广泛集中民智”。  人大代表是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，也是选民的代言人，民意的代表。人大代表是不是真正做到让选民满意，也体现在能不能客观、及时、准确地反映民意。我们说，有了“面对面”的交流，才有心与心的呼应。上海市的三位人大代表约见人大主任，零距离与人大常委会领导讨论问题，省却了各级部门层层上报的环节，本身就是对民意表达渠道的拓展。而且，这样做也符合公众和社会对人大代表增强主动性、前瞻性的要求，有利于各机关部门改进和完善工作，实现防患于未然。可谓一举多得。
　　正所谓“为政之道在于安民，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”。人大代表闭会期间大有作为，也大有可为，应该做得更多，做得更好。尤其是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，各地各级人大代表更应付出不懈努力，从“保发展、保民生、保稳定”大局出发，学会“十个指头弹钢琴”，用足、用准各种监督手段，创新履职形式，努力为百姓办实事、做好事，不辱使命，不负重托，为党分忧，为民解难。然而，“代表约见”“鲜见”的新闻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，反映群众呼声，激活“代表约见”权很有必要。而今，上海市的三位人大代表带了个好头，值得肯定和提倡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表示  ：“人大代表约见常委会领导是很好的制度设计，对市人大常委会全面了解和把握社情民意具有重要作用”。依笔者看，这番话对于“一府两院”而言同样适用。我们热切期待“代表约见”早日成为常态，并形成制度化、规范化的运作机制。
　　如何激活“代表约见”，使之成为“逗号”而不是“句号”，并且都能有个“感叹号”的结局。这里笔者有几点期待  ：
　　其一，各地人大常委会应当做好“代表约见”的组织协调工作，并负责跟踪督促有关部门在决策中吸纳民意，兑现承诺。长远之计，是要将“代表约见”纳入制度性安排之中，把推动“代表约见”列为人大常委会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，制定必要的引导激励机制，多措并举为“代表约见”创造条件，提供便利，消除代表们的种种顾虑。     
　　其二，“代表约见”的事不在于有多大，关键在于相对较急的热点和难点问题。比如，涉及环境保护、劳动保障、医疗卫生……对此，公民个人往往势单力薄，人大代表及时启动“代表约见”程序就十分必要。
　　其三，为了保证“代表约见”的质量，应当提倡以人大代表小组的名义进行约见，即，事先代表小组全体成员对拟约见的主题进行讨论，经多数人同意后，再提出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。
　　其四，对各机关负责人而言，应当提前预知“代表约见”的主题，并做好“代表约见”前的各项准备工作。以欢迎的姿态对待“代表约见”。更重要的是，切实做到听民言并且从民意，预防或者弥补工作中的漏洞或过失，这样“代表约见”才能发挥应有作用。